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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享：東升偉業綠色動力）什么地方最貴？
不是奢侈品店，是醫院。
醫院不僅要你的錢，還可能要你的命。
“人死了，藥還堆積如山。
醫生明知患者是癌癥晚期，
根本沒有治療價值，仍在拼命開藥。”
人民日報《過度醫療猛如虎》報道了令人震驚的過度醫療事件。
01
堆積如山的藥，打不完的針
“父親去世后，
我扔了整整三個編織袋的藥。
人都死了，藥還堆積如山，
而且都是自費藥。”
一位癌癥患者的兒子許先生說。
這位患肺癌晚期的老人，
從治療到去世的一年多時間里，
陸陸續續出入院10余次，
此間醫藥費總計50多萬元，
當時醫保報銷封頂線是17萬元，
其余都是自費。
許先生目睹了父親治療的整個過程，
剛入院時，
老人能吃能喝，
但醫院一直不停給老人輸液，
從早晨到夜里，
還要不斷打針，
有時一天要打七八針。
“你見過蜂窩煤嗎？
我父親的屁股比蜂窩煤還要爛，
密密麻麻都是針眼，足有上千個，
我都不忍心看。”
02
瘋狂的支架
突然感到胸悶，疼痛，
到醫院一查，
醫生讓你準備安心臟支架，
到底有沒有必要？
著名心血管專家胡大一表示，
“今天大家都非常迷信支架，崇拜搭橋。
它對急性心肌梗死非常有效，
但根據現在的統計資料，
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譜兒。
因此，在穩定的情況下，
我作為心臟科大夫不建議做支架。”
為什么不靠譜？
因為心臟支架手術治療就是穿刺血管，
將一根導管刺入血管中，
把一截圓柱形的中空金屬網管放到需要安放的部位，撐開被阻塞的血管，
使血液重新流通。
但心臟支架手術并不能“一勞永逸”，
支架的再狹窄幾率在臨床中較高，
支架使血管通了，
使原來缺血的心肌獲得血液供應，
但支架內還會繼續長出動脈粥樣硬化斑塊，
使血管再度狹窄。
一些發達國家的醫生在處理冠心病時的態度通常是，能夠藥物治療的絕對不安裝支架，
應該安裝一個支架絕對不會安裝兩個。
但在我國，
支架已經到了濫用的地步。
據統計，
2000年我國心臟介入手術的數量是2萬例，
到2011年達到了40.8萬例，
增長了20多倍。
對于冠心病患者，
國際上放支架和做搭橋手術的比例是7∶1到8∶1，
而我國竟高達12∶1。
下面這些活生生的心臟支架案例更是驚心動魄：
2009年10月，北京某三級醫院，
給一位患者硬塞進去了8個支架，
結果因手術時間過長，
導致病人心源性休克，最終死亡；
2010年，北京某醫院，
給一位70歲的男性病人放了11個支架，
但因放太多，阻塞了血管，
導致病人次日死亡。
而成都一家心血管專科醫院，
更是給一位病人放了17個支架...
這一系列瘋狂行為的背后，
是“暴利”驅使。
全國政協委員董協良就曾表示，
一個國產心臟支架，
出廠價不過3000元，
到了醫院便成了2.7萬元；
一個進口的心臟支架，
到岸價不過6000元，
到了醫院便成了3.8萬元。
“9倍的心臟支架暴利已經超過了販毒。”
03
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癥本身，而是死于過度治療。
北京某著名三甲醫院的一位醫生透露，
腫瘤患者是過度治療的“重災區”。
很多病人并非死于癌癥本身，
而是死于過度治療。
對于一期肺癌患者來說，
手術治療后的5年生存率可達到90%。
國際上公認的結論是，
這類患者術后化療不受益。
但是，我國的治療都是“流水線式”的，
多數病人手術后都要“被化療”。
有一位70多歲的老先生，
本來是早期肺癌，
只需要做一次手術，
花費兩三萬元，基本就可以長期生存。
但是，醫生做完手術后，
還是習慣性地把他轉給了化療科。
在做了四個療程的化療后，
病人免疫力急劇下降，
隨即肺癌復發，并出現腦轉移，
于是又做了伽馬刀手術，
結果導致了更大范圍的腫瘤轉移。
由于醫生的過度治療，
老先生不僅花費了30多萬元，
而且踏上了不歸路...
04
避免過度醫療，預防要走在前面
不知不覺中，
人們已經習慣了在前半生沒日沒夜拼命賺錢，
積勞成疾；
然后在后半生不知不覺
又用盡前半生賺的錢去住院治病......
忍受病痛的人，
又掉進過度醫療的漩渦里，
無法自拔。
改變這種現狀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遠離過度醫療，
從我們自身做起其實也不難，
只需有一個好身體，
不去或者少去醫院，
這樣自然就能避免成為“過度醫療”的對象。
我們要為自己的健康負責，
醫生只是我們的助手，
想要健康的身體，平時就要注意保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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